「书摘」马斯登|《复兴神学家爱德华兹》上帝的以及撒旦的巨大工作


  我绝不建议一个人通过下列方式来抵抗魔鬼,即同他一道进入那一斗争领域,并使自己的心灵紧紧卷入与那劲敌的严肃争执与激烈斗争中,而是相反,通过使心灵摆脱他那些可怕的联想,通过坚定而勤勉地继续恪守常规职责之道;并且不允许有时间和闲暇来关心魔鬼的诡辩,或者审视自己可怕的联想与暗示;并且以这种方式通过祈祷将他们交托给上帝,而不去为所暗示的那些事情感到焦虑,这是抵抗魔鬼的最佳方式,它最大地挫败了魔鬼的意图。而在这些案例中,人能更有效地使魔鬼感到失望,即对他置之不理,而不是极大地关注他,参与一场直接的斗争,并试图在激烈的争执或斗争中同他一较身手。而这后一种方式比其他任何方式都能赋予魔鬼以优势。那正是魔鬼想要做的;如果他因此而能使人卷入一场激烈斗争,那么他就获得了重要的一点。他知道忧郁者不适合于它,借此他就获得了那一点,亦即使人偏离或废弃了正常职责之道,而这正是他力求实现的一件重要事情。”

  1731年中期,大约在他准备波士顿布道期间,爱德华兹开始注意到在北安普敦出现了一些变化的风向;那些风向最终将演变成一场奇妙的灵性觉醒。这灵性的“东北风”将会改变他的人生航向。他的抱负长期以来就是作为一位国际公认的作家来为上帝做大事。进行一次公开讲座式布道并在行省首府加以发表,只是朝那个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然而爱德华兹作为西部马萨诸塞最大教会的牧师,已经深深卷入了那些事务之中。他的工作以及在那里出现的迅猛发展,将会获得超越其他一切事情的优先权。

  那全都肇始于年轻人。他们对权威的不尊重——在所罗门·斯托达德晚年就已经开始加剧,并在他去世后达到了顶峰。然而随着爱德华兹凭借自身努力获得声望,他对年轻人不羁行为的抨击,再加上他对他们灵魂明显的怜悯,开始逐渐产生一些效果。“在斯托达德先生去世两三年后,”正如他所描述的,“这些邪恶开始明显减少;年轻人更多地表现出愿意倾听劝告,逐渐放弃了他们的嬉笑打闹,在参加公共崇拜时也更加合乎礼仪了,并比过去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宗教关切。[1]

  在新英格兰西部,社会条件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变得比较艰难。家庭是大家庭,每个家庭平均有五到九个孩子。在17世纪里,北安普敦城在男孩子们成年后会向他们分发公共土地。这种惯例,再加上分散的土地与公共培养的维持性牧场,为整合在清教文化理念里的社团主义( communalism)提供了强大经济基础,但在1705年以后,在城镇辖区内不再有土地可以提供了;只有在1730年,在大约八英里以外的南安普敦( Sout hampton),为了鼓励发展新定居点面分派了一些土地,由于不断增强的印第安仇恨这一持续存在的威胁,移民开拓生活成为了一种社团行为,即便那样还是十分危险,在北安普敦,农夫们正在巩固他们的土地拥有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与不太富裕者之间的裂缝正在增大,这也助长了长期存在的政治对抗。由于没有新的可以利用的土地,年轻人开始与父母一同生活。虽然这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剥削——农场可能会因额外家庭劳力而更加兴旺——但它却改变了社会模式。年轻人与他们父母相比将自己的婚姻推迟了大约三年时间,所以其平均结婚年龄,男性是28岁或29岁,女性是25岁。

  那些十几岁至二十好几岁的年轻人很可能就处在这种情形中。他们生活在具有社团结构的村镇里,但是他们却可能无法像他们的祖父母在他们这个年纪时那样,负责任地参与到社团中。他们也没有多少机会将自己从这个社团里除名,就像后代的企业农场主那样。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取代社团主义经济;但这在事后看来,远比在那个个体与社团关系远未确定下来时代里的人们看来,要清楚得多,其实际后果就是,数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一直到二十好几岁时,仍然同父母生活在一起。正如爱德华兹在反对嬉笑打闹的讲道里所表明的,未婚儿女处在父母权威之下,但——毫不奇怪——父母规则很难像他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官方的期待——他们应该将所有性行为推迟到结婚后——以及在标准与他们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使他们产生了一种罪咎感。

  虽然这个含混不清的人生阶段的压力是造成年轻人焦躁不安并最终对宗教选择做开的重要原因,但孕育出这种灵性觉醒的社会张力,也许并不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风平浪静的18世纪30年代,并不比20年代或其他许多年代张力更大,北安普敦,在易于获得新土地以及婚姻亦不需要长时间推迟的时代,在斯托达德领导下,也曾经历过几次显著的宗教奋兴。在欧洲世界的其他地方,许多社团也曾在各种条件下发生过宗教奋兴,所以人们不能就那些相关的外在原因做出一般性概括,当然,新英格兰西部的宗教奋兴属于最强烈的奋兴;面18世纪30年代的一些特定社会条件也为那种强烈性提供了契机,通常,相对平静的时代总是充满了焦虑,因为人们有时间去反思一个似乎已经失却的过去;而在过去,与不确定的未来相对照,其意义被认为更清楚、更强烈。

  就算向爱德华兹指出影响觉醒的一些特定社会因素,譬如许多年轻人未婚依赖性的延展,他也会在承认它们的同时,并不会为他对觉醒的神学解释增加任何负担。上帝做工总是通过各种途径,不论他送来的是地震还是可利用土地的短缺,上帝都仍然在行动着以提醒人们他们的灵性需求。通过这样的力量,上帝就提供了奋兴的土壤。上帝通过圣灵,亦提供了恩典的途径,譬如宣告上帝之道和教会训令,作为他看顾灵性葡萄园的途径一—正如有一圣经意象所描述的。

  即使在1731年,爱德华兹能感觉到他照料的灵性葡萄园可能重新获得活力或生机,但在它开花之前,也经历了将近三年的耐心修剪与培育。在这些年间,不仅年轻人的情绪心态逐渐改变了,而且他们的长者也表明了这样一些迹象:即要抛弃这个城镇臭名昭著的“结党精神”。而且,迟至1734年3月,爱德华兹在讲解《以赛亚书》5:4的讲道中还警告说,上帝将会践踏毁坏那结野葡萄的葡萄园,尽管那里面有他爱的培育。

  大约在这同一时期,爱德华兹试图利用城镇的社团与家长传统,以期对他认为与其灵性传承最不相称的习俗,实施决定性打击。虽然年轻人已经减少了嬉笑打闹并在崇拜时变得更加专注了,但那是“他们长期以来的行为方式,并且我也略有所知,他们总是使安息日夜晚和讲座日成为消遣娱乐和成群结伙的特殊时间”1733年至1734年冬季,在意识到有可能会赢得这场战斗时,他再次针对“成群结伙”讲道,并敦促父母们结束自己孩子们的这种做法。在次日晚上,他在家里召集了“分属城镇几个区域的长者们”。他建议他们以牧师名义组织一些邻居间的“家长会”。在他看来,这个城镇实质上是一个扩大化了的家庭或家族,抑或,更准确地,他将这个城镇看作是一个古以色列部落,而他自己则是其属灵的与道德的权威。通过城镇的“长老”,他们又通过各个家长,他就能够将他的道德权威扩展至整个社区或社团。

  这种努力奇妙地发挥作用了。单靠强迫只会使人刚硬,而劝说则153能够软化心灵,根据爱德华兹的记录,不仅家长们愿意合作,而且令人惊讶的是,父母们还发现,“年轻人声明他们被自己所听到的信息折服,并真心实意地愿意服从。”[5]

  这时最初的奋兴之火出现在一个名叫帕斯康马克(Pascommuck)的小村庄;这个小村庄距离北安普敦主城区约三英里,但却属于爱德华教区范围的一部分。帕斯康马克村的几个家庭被“一种显著的宗教关切”所席卷,“一些人似乎在经历被救赎”。到1734年4月出现了一种戏剧性转折点。爱德华兹报告说,“突然而可怕的死亡临到一个花季少年;他患了严重胸膜炎,很快就陷入了严重谵妄状态,两天后就死了;这(连同在那个场合公开宣告的东西)深深触动了许多年轻人。”

  爱德华兹的整个人生历程已预备好他要抓住这一时刻。曾经两度临死亡,他的大部分青年时期都在反思“在永恒的边缘上贪爱尘世快乐是多么愚蠢”。他对那些深受打击的哀悼者讲《诗篇》90:5-6:“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他讲的道十分尖锐,他详细阐述这一意象,使年轻死者的许多朋友都流下了眼泪。

  爱德华兹指出,每一个会众,都能从行走在自己的田野里而生动地回想起《诗篇》作者所描述的经验:“如果我们在早晨出去,我们就会看到田野是绿油油的,呈现出富有活力和令人愉悦的颜色。绿草中点缀着鲜花,似乎在微笑……在欢乐、在歌唱、在欢呼……但如果我们夜晚再出来,就会看到那些在早晨看来曾那么令人愉悦的绿草与鲜花全都黯然失色了,突然之间被修剪掉了、死亡了、枯萎了,失却了那美丽的颜色和活生生的样子。”

  追随《诗篇》作者,爱德华兹描绘出了这种经验的强大灵性意义。在欣赏青春之美的同时——就像喜爱鲜花那样,爱德华兹描绘出了一个美好青年遭受可怕死亡的场景:“抑或,他也可能在青春时期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他才刚刚进入成年期。他的机能才刚刚开放出花朵……他充满了力量;所有的自然能力都是最有生机和活力的;身体正处在最美好和最适宜之中。”

  通过重申这一形象,并且是以他典型的对某一主旋律的每一变调的赋格式发展,他转向了那个年轻人的朋友们的感知;“他在朋友们的希望与期盼中茁壮成长……他是幸福而快乐的,他被自然与神佑的微笑所环绕,[他就]像清晨田野里的绿草和鲜花,覆盖着露珠,摇曳着清晨的阳光,散发着芬芳,令人感到赏心悦目。”

  这种奇妙但却短暂之美丽的脆弱性,与死亡可怕的扭曲形成了鲜明对照;爱德华兹对此亦生动地描述道,“当人处在死亡之痛苦中并与最可怕的事发生冲突时,他的容貌将会被扭曲:目光痴呆并流露出恐怖神情,嘴巴大张着并上气不接下气……在充满活力和健康时那些在别人看来最为优美愉悦的外貌,也会因死亡而变得恐怖和可憎。他们的美丽就像扑火的飞蛾一样顷刻间变得无影无踪。”

  在如此有力地论述了情感问题后,爱德华兹转而用理性方式,警告北安普敦年轻人不要将其生命浪费在追逐虚荣上。“那该是多么荒谬啊,”他最后指出,“我们的生命与田野里的花草何等相像……竟将最重要的机会花费在轻浮与虚无的欢乐上,花费在追求肉体与感官的快乐与愉悦上。”

  当他在葬礼证道中提出这种观点时,他引导他年轻的听众去感受他们令人震惊的荒谬:“细想,假如是你英年早逝,那么在别人看来,你以这样的方式虚度了青春,那该是多么令人震惊啊。当其他人立在你病床边看着你咽下最后一口气,或者在你死后人们前来看着你被安放进停放在墙边的棺材里,并注意到死亡所赋予你的可怖面容,如果他们回想起这个人常常在谈话中是那么虚荣与浅薄,那该是多么令人震惊啊。这就是那曾经如此粗俗下流的伙伴。这就是那常常将其闲暇花费在嬉笑打闹上的人。”

  爱德华兹通过重申他整个立场的一条核心原则而得出了结论,就是他自己处在青春期挣扎时曾经常常提醒自己的原则。他告诉年轻人,当他们可以期待来世更大的喜乐时,却被地上身体的美丽与快乐所误导,这是极其荒唐的:“如果你关注基督,你的身体就将以荣耀的方式重新兴盛。如果你在身体正处于最活跃和最美好的青春花季死亡,它复活时将更活跃和美好千倍,”他们的幸福将比只是短暂被深情地纪念要大得多。他们的荣耀将存到永远。

  爱德华兹在年轻人中站稳了脚跟,并相信一些深深被他讲的道触动的人已归信得救了,因此,他进而在他们中间传递属天的关切。在两个年轻人去世数周后,他在“私下会议中”单独会见了他们,他提及自己早先那篇道的结论,就另一段相关经文又讲了一篇道。这段经

  文就是(雅哥)6:1;“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

  对于爱德华兹来说,就像在多数基督教传统中一样,这篇爱情诗被解读为基督与教会之间爱的象征。基督那“荣耀与可爱的人格”,“比所有尘世事物都更为卓越,比所有其他被爱者都更美好。”他试图扩展那种觉醒的激动,鼓励年轻人去体验基督之爱是如何超越尘世之爱的。今世爱的喜悦的目的是为了指向那更高得多的狂喜。正如情侣会向他人说起他们的爱人一样,那些已经归信的人应当成为他人归信的一种鼓励。今天,年轻人作为朋友聚集在一- 起,但如果那些未归信者没有追随那些归信者的榜样,那么最终就会在他们中间形成一道巨大的鸿沟。

  几乎是与此同时,年轻人因为他们当中另一人的去世而深受震撼;这回是一个已婚年轻妇女。从罹患疾病伊始,她就为其灵魂状况而深感苦恼;但到她去世之前,她似乎“已经具有了上帝救赎仁慈的满意。…所以她是在极大的安慰中去世的,并以- 种最为真诚和感人的方式警戒和劝告了其他人”。在6月份,也许是为了这个场合,爱德华兹撰写了另一篇葬礼讲道。与4月份的忧伤悲叹相对照,这篇讲道颂扬了人们在一-位圣徒的死亡中所能获得的喜乐与慰藉。

  到秋季,觉醒已经传开并正在改变北安普敦的青年文化。看来年轻人如今十分服从爱德华兹的领导,并热切地寻求属灵的喜乐,因此他很容易就说服他们在星期四讲座结束后的晚上(原先是最好嬉笑打周的时间)开始聚会,以小组的形式进行“社交联谊宗教”(social religion),并在城镇各个区域的家庭里进行聚会。很快,成年人也采纳了类似方案。到接下来的春季,各个小组亦开始在安息日晚上自愿来会。平时妇女在宗教事务上最为活跃,如今年轻男人带头将他们几乎所有的同伴都带到了聚会上。以进行宗教联谊和祈祷。[11]

  [11]Faithful Narrative,Works,4:148,209.在下列布道里,July 1735 sermon on Ezekiel 39:28ff.,他鼓励道,如果觉醒要持续下去,那么祈祷就是格外重要的;他还建议,按照年龄和性别分别组成更多的私人聚会小组,年轻男性已经在举行他们自己的聚会了,他鼓励年轻女性也那么做,他还提到了,有女性可以参加的各种年龄与性别聚会小组,所以她们不情愿组建单独的小组并不表明她们缺乏灵性热情。

  通过劝说这个城镇组织成些较小的、私下的宗教聚会,爱德华兹复苏了清教运动的最基本组成要素之一。这种析梅聚会,自从早期英国人定居在那里起,就一直在新英格兰的讲座日晚上举行,但它们很明显已经丧失了部分活力,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在原初清教徒经常遭受压制的时期,邻居间的秘密聚会就常常成为那一运动的核心。而清教运动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鼓励平信徒的灵性塑造,清教徒促进了所有人的读写识字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对私人、家庭以及邻里的平信徒崇拜是很重要的。在交谊聚会中,邻居们一起祷告和学习圣经,相互教导和勉励,并在灵性上彼此建造。通常,妇女们是单独聚会,这为她们在自己家庭之外,提供了教导与发挥其他属灵恩赐的机会。[12]

  平信徒聚会的复苏,不仅使北安普敦的觉醒与以往的清教信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也与当时英国及欧洲的敬虔派奋兴运动联系在了一起。18世纪早期在整个新教世界里的轰动,是以复苏平信徒祈祷会为其标志的。福音派圣职人员强调,常规祈祷—个人的、家庭的以及社会的——是任何整体性觉醒的关键。祈祷手册,譬如艾萨克·瓦茨的通俗本《祈祷指南》,在大西洋两边都销售得十分火爆。

  爱德华兹推动在如今兴旺的交谊祈祷会上采纳新的歌唱方式。他的会众已经学习了一段时期的正规或三声部歌唱形式;爱德华兹相信他们胜过了“所有我所知道的先前担任这一义务的外来者;他们一般能够正规而完好地演唱三个声部的音乐;而妇女则单独演唱一个声部”。在公共崇拜中,他们仍然只是歌唱圣经诗篇。而在私下聚会里他们能够歌唱和学习艾萨克·瓦茨的赞美诗—这为那些场合增添了更多的喜乐。爱德华兹相信,学习歌唱是一种属灵的责任。它是一种圣经指定的鼓励他人信仰的方式,并对激发情感具有一种值得称赞的功效,它对真正的灵性塑造是必不可少的。[15]

  [15]爱德华兹在1736年6月17日“一次歌唱聚会”上,就《歌罗西书》3:16所做的布道里,最充分地解释了他的看法。他简短地提到,一些人可能会奇怪于他在公共崇拜中为什么不加入歌唱,并解释说他需要为布道节省嗓子;而他布道与他加入歌唱相比,对教堂会众来说是更大的意趣所在。 Colossians 16(June17,1736).

  爱德华兹设法在1734年发表了他在前一年写下的一篇著名讲道词,他在序言中说明是写给北安普敦人民的;他称赞他们“在我们中间形成了幸福的融合”,并有如此众多的人毋庸置疑地显出了他所说那些教义的果子。而随着奋兴运动的发展,他想要他们对那些关键教义再次做出反思;这不仅能够巩固他们的信仰,还能激励他人去寻求来自上帝的光明。这篇讲道,“一种神圣与超自然之光”,比其他任何单一的资料都更好地概括了他属灵洞见的实质。在其中他为一切真正的一种。

  在“神圣与超自然之光”里,他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简明讲述了他对真正基督教经验之理解所做的最深刻神学反思。他解释,上帝以直接方式与人交流;它超越了自然理性自身能够获得的一切,那将圣徒与未归信者区别开来的,是圣灵居住于信徒里面并因此予了他们领悟上帝事物的能力。实际上,他们具有了一种新的灵性意识。这种新意识并不是获得异象或者获得超越圣经之外新信息的能力,相反,它是领悟那源自上帝的灵性之光所必需的能力,是聆听传递上帝充满宇宙之爱的能力。它是领悟美丽或卓越特别是基督的美丽与卓越的能力。

  爱德华兹向北安普敦人详细阐述的那种知识,是质的(qualitative)和情感性的(affective),而不仅仅是理性的或理论性的。用熟悉的比喻来说,这就像“理性上判断蜂蜜是甜的与尝到蜂蜜甜的感觉之间的区别”。抑或,更准确地,这就像“相信一个人是美丽的与实际感受到这个人的美丽之间的区别”。在“灵性上被开启的”人,并不只是“在理性上相信上帝是荣耀的,他还在心里感受到上帝的荣耀。

  在他的“改进”里,或者讲道的应用里,爱德华兹强调平等主义的意义。“能力平庸、没有什么优势的人,同那些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的人一样”,都能够领悟这种灵性之光。假如福音“仅仅依赖于历史和那些只有博学的人才能理解的推理,那么人类绝大多数人将够不着它”。然而,“具有普通程度学识的人,并不需要长期而复杂的推理训练,就能看到信仰的神圣卓越性”。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就获得了那远远优于最伟大哲学家或政治家所有知识的神圣智慧,这种“甜美而快乐的”神圣知识,也远远超越了人类知识所带来的喜悦。它是对于那“极其奇妙优美事物的”一种“看见”,这种压倒一切的美“触及人的心灵深处,并改变了心灵的本性”。唯有它能够产生出“生命普遍的圣洁”这一果实;而后者则是证实真实归信的首要证据,是人与神圣之美相遇的“直觉与直接的证据”。

  到爱德华兹为他那印刷的讲章撰写序言的时候也能够说,毫无疑问,他北安普敦教区居民中有许多人,“明确体现了”他在讲道中所描绘的那些突出的灵性特征。在他看来,他所观察到的,并不是一时之间的宗教热情,不是在没有圣洁证据下对于信仰的激动宣称,不是那不会持久的肤浅情感激发,而是被永久改变的生命,他是作为一个坚持最严格的灵性标准、鼓励谨慎的理性观察者怀疑的人写下了这些话的。然而这似乎不可能被误解:圣灵之火正在席卷许多人的心灵,从个人传到另一个人那里。

  他的个人作用是令人惊讶的。这个城镇似乎在按照他的形象重新改造自己;就他那完美主义标准和灵性强度而言,这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功绩,在某种程度上,他将透明的灵性与在每一方面都清楚明白的逻辑结合在了一起,这使他正在赢得这个群体的心。人们正在与这个要求严格的年轻传道人认同,他在他们面前确立了一种崇高的属灵异象。每天教区居民都挤满了他的家,等着他辅导。未谙世事的青年和麻木不仁的农夫全都处在了他奇妙魅力的影响之下。

  正在兴起的觉醒运动还在不同代人之间制造了某些张力,在爱德华兹之外其他人对北安普敦奋兴运动所做的为数寥寥的记叙中,有一则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人要他儿子去树林里为家里打些柴以补充正在减少的存量。那个儿子拒绝了,并提出了一种理由;但那位父亲,却利用他的权威,命令那个年轻人去执行。可是,那个儿子却拿着斧子走进了库房,并在里面发出了“可怕的叹息与吵闹”,以至于惊吓到了邻居。最终,由于无法使他平静下来,他们叫来了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到来后,那个年轻人还在继续吵。这个故事接着说道,爱德华要求那位父亲放弃自己的要求,因为他儿子正处在圣灵的超常影响下,并“正在克服障碍”,这个词用来指那些寻求归信的人。那些讲述这类故事的觉醒运动的反对者,将它看是对正当权威与敬重的可耻削弱。[18]

  到12月末,觉醒出现了一种戏剧性的上升发展,一位年轻妇女,以“全城最主要的成群结伙者之一”而闻名,前来拜访他并寻求辅导,之前爱德华兹并未听说她已经变得“严肃”起来,但是倾听了她的叙述并仔细询问了她之后,他确信“她所叙述的是上帝无限权能和主权恩典的一种荣耀工作”,这个先前那么粗俗和轻佻的年轻妇女是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归信者的,所以爱德华兹担心她被认定为归信的消息有可能会引起怀疑情绪。但正相反,“这个消息几乎就像一道闪电,大大触动了全城年轻人的心灵,以及其他许多人。”在几天时间内,又有四五个人出现在他书房里,并全都显出了已经归信得救的最令人信服的记号,爱德华兹推定,上帝利用那个年轻妇女的归信,“来作为这个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事中使他人觉醒的最大契机”。那个妇女现在开始向她所有朋友讲述自己的经历;而她那些朋友大都是这个城镇“离严肃最遥远的”人,是那些以前与她一起在酒馆里闲逛或嬉笑打闹的人,随着归信的人像溪流一样越变越宽,人们会告诉他,这种巨大的改变是如何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灵性需求的。

  到1735年3月和4月,灵性之雨已经使溪流变成了洪水,觉醒,尽管性质上类似于早先的奋兴运动,但在程度上远远超越了后者,爱华兹曾决心“在其叙述里只是说出纯粹而简明的真实情形”,但如今则担心夸大其辞有可能会损害他的事业。他报告说,“对宗教伟大事物以及永恒世界的一种巨大而真挚的关切,充斥了城镇各个角落,遍及各种程度与各种年龄的人们当中,”人们几乎不谈论别的事情。这至少是爱德华兹的印象。可以肯定,在他所到之处,没有人会谈论其他事情。鉴于我们对人性的了解以及爱德华兹后来的一些失望,我们可能会怀疑,觉醒的北安普敦可能并非像他描述的那么完美。爱德华兹在诚实上是一丝不苟的,但他在热忱中为激励他人也容易夸张。他也有可能被厚望所误导。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该城镇的灵性热情似乎已经超越了任何人在前所曾看到过的情形。爱德华兹说,“除了有关属灵与永恒的事物,所有关于其他事情的话题很快都被抛弃了;在所有交往以及所有场的所有交谈,除了是那些为人们履行其日常世俗事务所必需的以外,都只是有关这些事情的。在宗教事务之外的其他言论,在任何集会中都难以被容忍,”那曾经似乎满是枯骨的河谷,如今充溢着灵性生命的气息,而几乎不再理会日常事务。“他们处理世俗事务,似乎更多地是出于义务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出于喜爱;如今诱惑似乎是相反的,即过于忽略世俗事务,并将太多的时间用于直接的宗教活动上。

  奋兴热情的超常表现之一,就是疾病几乎从这个城镇里消失了。在以往,爱德华兹每个主日都会收到若干张要求为患者祈祷的单子。而在觉醒运动处在高潮的那些月份里,“我们要好几个安息日加在一起才会收到这样一份单子”,爱德华兹并没有将这种可证实的现象看作觉醒有效性的证据,相反,他只是将它看作撒旦在其中似乎被限制了一段时间的一种护理。[22]

  [22] Ibd.,205.他在撒旦被释放—始于约瑟夫·霍利的自杀—的处境里提到了它,见下文。

  爱德华兹无法确定长期下去有多少人会获证归信得救,但是他满可以希望,在三个月时间内,有300位城镇居民被如此改变了。这个教会,在波士顿以西最大的,如今包含620位领受圣餐的成员——这几乎是该城镇所有的成年人,这场觉醒是极其非同寻常的,因为它影响了“各种各样的人:清醒的与堕落的、高尚的与卑下的、富裕的与贫穷的、聪明的与愚钝的”。其中还包括“几名黑人”,他们“看来也线岁及以下者,“似乎亦蒙恩得救了”.与更早时期在斯托达德带领下的奋兴运动不一样,男人与女人归信的一样多,爱德华兹还进一步指出,大多数奋兴运动,几乎只是触及年轻人。而这一次却包括50位40岁以上的人,甚至有两位年逾七旬。

  一时间,觉醒运动似乎差不多解决了爱德华兹在北安普敦担任牧师期间最麻烦的一个方面——由斯托达德的方针所产生的畸形物,即允许未归信者领受圣餐。在奋兴运动高峰期,在一月两次的领受圣餐崇拜中,一次就有80到100人做出“明确地公开宣告信仰”,这“让会众非常感动”爱德华兹将这些新归信者描述为“被接纳进我们的圣餐礼之中”。随后他又补充道,领受圣餐实际上并不需要这种信仰告白,他的补充颇有点辩护性。[23]

  [23] Ibd.,157-59.他在这样一个语境里报告了这些认信宣告,即注意到“这种神意安排”对极多数量的人“产生了一种救赎作用”;而这则意味着在先前归信里并没有只是经过更新后的认信宣告。

  在斯托达德和在爱德华兹事奉下,在觉醒以前,许多北安普教人,虽然是受洗过的教会成员,但却不愿成为圣餐共融成员。爱德华兹本人在1733年一次布道里曾提到,他一些教区居民极其小心谨慎地不去领受圣餐, See David DHall,“Editors Introduction,” Works,12: 35-51, esp. 44.

  这看似近乎普遍性的觉醒,亦暂时缓解了清教与新教传统内一种最深刻的张力,教会应当成为一种分离的群体——从世界中分离出来并单单由信徒组成吗?抑或,它应当成为所有受尊重公民都隶属于其中的国教吗?爱德华兹对于教会,最终也是对于城镇的理想是,每个人都应当毕生遵循一种实质上是修道式的标准。虽然这样一种理想常常在一些更新近的教派运动内得以实现——其成员与建制教会甚至与先前的社团分离开来,但它对于已经与这一运动起点相隔四五代人的这整个城镇来说,仍是一种极其不同寻常的标准。既然几乎每个人都归信了或者正在走向归信,这个城镇看来就处在这一边缘上,即变成了与一种严格纪律性“信徒教会”近乎共存的状态。

  一种如此显著、如此重要的事件,很快就成为了新英格兰谈论的话题,许多人持怀疑态度,认为爱德华兹带领他的人民进人了极端狂热中。新英格兰一直都包含一些激进的宗教边缘群体,正如建制教会圣职人员所认为的。他们熟悉各种各样的先知——在大西洋两岸:那些先知激发想象力,鼓舞灵性异象,宣告奇迹,鼓励怪异的行为,而且教导一些耸人听闻的教义,譬如千禧年或者“圣灵时代”马上就要来临。新英格兰改革宗圣职人员体现了“开明进步”时代的某种精神,又了解自己传统内反复出现的过分行为,他们对于“宗教狂热”——他们所指的是未经约束的宗教热情持深深的怀疑态度。传言说北安普敦不同寻常的转变就是这样一种狂热的爆发。

  局外的批评者就更加严厉了。1735年6月5日,爱德华兹的前指导教师蒂莫西。卡特勒现在则是波士顿一位圣公会的教区长——向英国一位朋友写信说道,“加尔文主义系统在距离此处约 100英里的地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归信被以令人极其厌恶的方式加以谈论。在一个地方有60个人同时经历了那种工作。悲哀和恐惧攫住了他们,并在一段时间里控制了他们;然后他们体会到了一种内在的喜悦,而那种喜悦首先表现为嘲笑聚会。其他人因为没有经验到那种工作而感到悲哀,这在当前占据了那个国家的思绪与交谈,而那吹号式的貌似虔诚的问题则是,‘你已经经历了吗?即归信。”

  爱德华兹指出,“有许多人在嘲笑和讥讽”这场奋兴:其诋毁者正在散布一些“被严重歪曲了的情形和无数虚假的报告”。他必须要特别反击这样一种谣言,即北安普敦信徒正在受到圣经之外的“虚幻想象”或灵性异象的驱使。

  这对爱德华兹来说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因为他布道的目标就是要触及情感,要引导人们超越对灵性实在的一种纯理论性认知。而要这么做,他就想要他们在心灵里形成对于真理的“活生生的画面”,以使他们必须面对它们并对它们做出情感性回应。他认为这一做法是正当的:经由对地狱的恐惧——通过在人们心灵上强化“对于可怕熔炉的活生生观念”,而将人们置于“极大恐惧之中”。或者,通过形成“对于基督被悬挂在十字架上以及伤口流血的活生生观念”,人们也有可能会受到基督之死的触动。

  如此强烈的属灵情感很容易与更具轰动性的宗教冲动混在一起,在一些案例中,爱德华兹的教区信众就有他发现“神秘”但却不知道如何评价的异象。尽管如此,他还是煞费苦心地教导他们,如何在“真正以圣经为基础的经验”与“不受约束的想象”之间做出区分,正如他在“一种神圣与超自然之光”里所强调的,灵性之光提供了关于性质的知识,但没有提供圣经之外的真理。

  在如此审慎地做出了这些区分后,对于爱德华兹来说,要驳斥追求轰动效应的指责并不困难,虽然它们在一些区域持续存在着,譬如,他能指出,贵格会传教士在听到了来自北安普教的轰动报告后,曾来到这里“希望趁机浑水摸鱼”,不过,爱德华兹已经很好地教育了他的教区居民,当圣经的真实食物没有挂在鱼钩上时,不要受到情感“内在之光”的引诱,在进行过几次访间后,那些传教士徒劳无益地离开了。

  北安普敦的奋兴热情是具有感染性的。持怀疑态度的访问者来到该城镇,到离开时却留下了深刻印象,甚或开始极其关注起自己灵魂的状态了。当法庭于1735年3月在北安普敦集会时,其时适值奋兴运动正在走向高潮,许多访问者都因他们所看到的这个城镇的显著改变而深受触动。

  到这时,奋兴运动传布到了整个康涅狄格河谷地区,远至纽黑文和康涅狄格海岸地区,在许多情形中,爱德华兹相信,那些觉醒都源于与北安普敦的直接接触。一些邻近的城镇几乎完全效法北安普敦的模式,并在1735年4月和5月发生了近乎普遍性的觉醒。许多其他城镇也受到了明显波及。爱德华兹在他的记述里提到了西部马萨诸塞(汉普夏县)的几乎每一个教会以及康涅狄格的二十个教会,其中就包括东温莎“他尊敬父亲的教区”,有一种情形是:两位康涅狄格牧师替齐卡亚·洛德( Hezekiah Lord)与约翰·欧文( John Owen),由于听到了相互矛盾的叙述,而于1735年5月旅行到北安普敦去亲自看个究竟这两位受到深刻触动的牧师,将奋兴运动的消息带回了他们的家乡教会,并在那里引发了显著的觉醒,尽管其他人的报告证实了爱德华兹的叙述,但在有些情形下,并不清楚那里的觉醒是否与北安普敦有直接关联,在爱德华兹最全面的叙述里——写于1736年11月,他注意到,在于1735年秋前往纽约和新泽西的旅行中,他曾听说过上帝的灵在新泽西的显著工作,特别是在一位荷兰改革宗传道人——“我记得他的名字是弗里林豪萨[ Freelinghousa,其实是西奥多·弗里林海森( Theodore Frelinghuysen),1691-1748年]”——与一位长老会福音传道者吉尔伯特·坦南特(Gilbert Tennent,1703-1764年)两人的指导下。

  爱德华兹曾试图控制觉醒运动的闪电,结果(像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后者在后来一次电学演示中被击倒失去了知觉)发现它比自己所想象的更具爆炸性。1735年6月1日,这个城镇遭受晴天霹雳;那回响震颤得人们从他们所上升到的灵性高峰上四散而去,抑或,用爱德华兹自己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比物质能量要危险得多的力量。“撒旦似乎更加猖獗,并以可怕的方式在肆虐。”

  在那个安息日早晨,北安普敦的精英公民之一,约瑟夫·霍利二世(Joseph Hawley Il),自己割破了喉咙并于半小时内死亡,这个城镇里每个人都认识霍利。死时只有42岁的霍利是一位成功商人;他负责为波士顿市场代理家畜贸易。霍利还开着一间商店,经营的货物有朗姆酒、火药、烟斗(许多人都抽烟并自己种植烟草)以及像丝质手帕这样的奢侈品。具有时尚意识的萨拉·爱德华兹必定经常光顾这间商店,以便为她自己或她年儿们的衣服选购装饰品。霍利是这个城镇第一个出售刀叉餐具的商人,而爱德华兹家族和斯托达德家族可能就是第一批采用这种精制品的人。霍利与所罗门·斯托达德的小女儿丽贝卡(Rebekah)结婚,所以他是乔纳森的姨父和约翰·斯托达德上校的连襟。城镇居民极其尊重霍利;自从1716年起,人们每年都将他选举为城镇管理委员。

  在为姨父的自杀感到极其震惊之余,爱德华兹开始为这种“可怕的护理”寻找一种解释,就在两天前亦即星期五,为回应波士顿首要牧师本杰明·科尔曼的询问,爱德华兹撰写了一份有关觉醒运动的热情洋溢的长篇记述,在他姨父自杀后的那个星期二,他打开了封缄并加上了一段悲伤的“附言”,在急于为这种令人祖丧的后果提供一种最佳解释的同时,他强调霍利在精神上一直都不稳定,他曾经陷入“很深的抑郁,而抑郁则是这个家族非常易于罹患的一种病症”,在过去两个月里(处在觉醒运动的高峰期),霍利感到越来越绝望并无法入睡,其症状极其严重,“直至他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官能”,验尸官的调查,“判定他为谵妄”。

  爱德华兹按照惯常做法,在几个层面上解释了这种灾难。他在强调霍利的精神状态甚至其遗传因素的同时(他后来解释道,霍利的母亲就因抑郁而死),指出心理软弱的真正危险,就在于它为撒旦的攻击打开了方便之门。一旦霍利被忧郁病症所“击败”,“恶魔就会趁机而人并迫使他陷入绝望的念头。”在一份更全面记录里,爱德华兹解释道,尽管霍利在宗教实践与严格的道德上一直都是一位可敬的和有智慧的绅士,但他在觉醒高峰期间却变得极其关注自己的灵魂状态,在正常情况下,这样一种关切可能是大有希望的恩典迹象,但魔鬼利用他的忧郁阻止他对自己怀有任何希望,并使他在夜晚无法入眠而只能“沉思恐惧”,因失眠而变得极其虚弱的霍利,也就无法再听取分析或接纳建议。正如爱德华兹在他就此致科尔曼的第一封信里对其分析所总结的,“撒旦似乎处在暴怒中,就在上帝非常工作之际。我觉得这是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时日无多了。”

  撒旦的反击带给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就在于,他是在觉醒的高涨情绪正处在巅峰时发动了攻击,并将那曾经是救赎的途径转变成了毁灭。在春季的黄金时期,这个城镇令人惊奇的健康状况也包括心理健康在内。“原先曾陷入忧郁症的那些人,”爱德华兹叙述道,“似乎也从那种症候里觉醒了过来。”最早的相反迹象出现在3月25日;那天托马斯·斯特宾斯(Thomas Stebbins),“一位正处在极大精神痛苦中的……可怜又虚弱的人”,曾试图割断自己的喉咙,“但未能成功”,这个插曲并没有挫伤觉醒运动之火。斯特宾斯的情形可以归之于他可悲的性格。更重要地,虽然斯特宾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仍然处在极度忧郁中”,但他的情形并不是没有希望的。最终,爱德华兹报告道,斯特宾斯的焦虑变成了上帝的医治恩典、悔改以及明显的完全康复的契机。

  就在斯特宾斯事件之后,在4月与5月里,当觉醒正在变成普遍象之时,约瑟夫·霍利可怕的焦虑使他产生了导致他更加虚弱的失眠,爱德华兹曾辅导过霍利并最终断定,他“已几乎没有能力接受建议或规劝”。然而,那个春季在一切方面都惊人地成功的爱德华兹,并不认为他应当为了一些仍处在混乱中的怯懦者的缘故而缩减他的信息,新生的苦楚也许令人难以忍受,但那却是上帝的工作之道。那种痛苦是赐生命的,而忠心的助产师不应人为地减轻它。

  爱德华兹认为那是他的义务,这种看法明显体现在1735年5月的两次讲道里。回顾起来,如果我们假设近乎绝望的霍利在会众当中,那么这两篇讲道就具有不祥的意味。这些觉醒讲道中有一篇在语调上基本上是积极的。爱德华兹以《以弗所书》5:25-27为讲道经文,就基督对教会那完全的爱,做出了十分吸引人的描述。基督希望使他的民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即便他们在此世不能达到那种完全,但基督徒的行为应当反映他们对于基督卓越性的热爱。所以“北安普敦的归信者”必须无可指摘。“别让任何人有借口说我们是一群小气吝啬的人……[或者]是彼此纷争的人。”“我们信仰的美名遍及这片土地。我们是山上的城。让我们使我们的信仰以及此前属于我们的力量增色好让其他城镇能在我们当中看到基督教的纯洁与美丽。”

  而且,爱德华兹还警告道,基督的圣洁标准,对于那些继续沉湎于某些所喜欢之罪中的人,还有令其惧怕的一面:“在上帝的眼中,这些罪是何等可憎;你因犯这些罪,又变得何等令人厌恶!这种污秽的可憎性是无以言表的,因为它是无限可憎的。你们曾看到过蟾蜍、毒蛇以及肮脏的寄生虫与你们所憎恶的野兽的污秽,也曾看到过腐肉的污秽……但这只是一种有限的畸形或可憎……这只是一种影子,而你们的污秽并非蟾蜍、毒蛇或者有毒寄生虫的那种污秽,而是甚于其一千倍的魔鬼的污秽,上帝究竟是多么憎恶这种污秽,是无法表达、理解或测度的”

  在基督对教会的圣洁之爱的动人描述中,这段讲道只是简洁的黑暗反衬。而5月份里的另一篇讲道,则有意要驱使那些焦虑的人走到最后的尽头,从而归向上帝,在覆盖了全部改革宗教义的循环讲道里,爱德华兹经常宣讲地狱的恐怖。由于这教义的主要用途就是警戒人们要认清自己的真实状态,所以他必定会将它包括在自己的觉醒布道里,在知道他的一些教区居民对于他们的罪极其痛苦的前提下,爱德华兹希望能最好地利用那些甚至是最深刻的焦虑,在1735年5月觉醒高峰期,爱德华兹的讲道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16,他解释道,“有时上帝对于这世上的恶人所表达的愤怒,不仅是外在的,而且也会在他们良心上做出内在的表达。”他又补充道,有时,在世上可怕的痛苦,“不过是他们将面临的审判的前兆。”

  无论如何,上帝允许罪而不施行全面惩罚的克制,将只是持续那么长久;之后在来生中,上帝的愤怒将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既然一点零星的愤怒都是如此令灵魂痛苦,如此不堪承受,”他警告道,“当上帝打开那洪水闸门,让他愤怒的洪流倾泻在人们头上并让惊涛骇浪撞击人们的灵魂时,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啊!”

  未曾悔改的罪人,更有理由害怕上帝即将到来的愤怒——如果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圣灵前所未有的大浇灌中失落了,那将是何等的可怕呀。爱德华兹在此亦表明他本人对处于顶峰时期的觉醒怀着令人惊讶的期望。“上帝在我们当中显现的方式,”他声称,“也许是新英格兰有史以来最特别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圣灵在教会时代里的那些工作,要比上帝在旧约时代那最伟大的暂时作为更为伟大。“当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时,以色列的子孙曾看到过上帝的许多大能作为,”他宣称,“但我们在此时此地所看到的上帝的工作,要更为伟大、更为荣耀。”当我们被那比上帝救他的子民出埃及“更为伟大、更为荣耀”的事件所环绕之时,那些因心里刚硬而被抛在后面的少数人将会怎样呢?

  爱德华兹并没有把他的布道设计成能使焦虑者更易于入眠的东西。他总是提醒自己以及其他所有人,永恒的福祉要胜于尘世的慰籍;假如他所提供的是轻松随便的确据,那么他就会认为自己是在玩忽职守。他似乎认定,不容置疑的理由有助于人们达到对其真实状态的痛苦但却是赐生命的认识。[38] 所以他宣告,正如他认为他必须做的那样,那些绝望的人实际上就是不配的人。

  [38]爱德华兹可能从霍利案件的灾难中学到了某种东西。后来,在答复苏格兰Thomas Gillespie牧师的这一咨询——即如何应对“一个不断受到撒旦骚扰的人……一个具有忧郁者常常陷入其中的那些稀奇古怪、阴森可怕念头的人”——时,爱德华兹写道,“我绝不建议一个人通过下列方式来抵抗魔鬼,即同他一道进入那一斗争领域,并使自己的心灵紧紧卷入与那劲敌的严肃争执与激烈斗争中,而是相反,通过使心灵摆脱他那些可怕的联想,通过坚定而勤勉地继续恪守常规职责之道;并且不允许有时间和闲暇来关心魔鬼的诡辩,或者审视自己可怕的联想与暗示;并且以这种方式通过祈祷将他们交托给上帝,而不去为所暗示的那些事情感到焦虑,这是抵抗魔鬼的最佳方式,它最大地挫败了魔鬼的意图。而在这些案例中,人能更有效地使魔鬼感到失望,即对他置之不理,而不是极大地关注他,参与一场直接的斗争,并试图在激烈的争执或斗争中同他一较身手。而这后一种方式比其他任何方式都能赋予魔鬼以优势。那正是魔鬼想要做的;如果他因此而能使人卷入一场激烈斗争,那么他就获得了重要的一点。他知道忧郁者不适合于它,借此他就获得了那一点,亦即使人偏离或废弃了正常职责之道,而这正是他力求实现的一件重要事情。”Edwards to Thomas Gillespie, September 4,1747, Warks,1 6:228-229.

  不过,无论多么不配也不会使人无望。他显然曾告诉过他姨父霍利“在他的经验里有某些东西,看起来是大有希望的”。然而霍利的绝望仍在继续;“他不敢对自己的良好状态抱有任何希望。”因而,一方面,爱德华兹告诉北安普敦的灵性落伍者,他们完全有理由去考虑最糟糕的事情。他们就像圣经里那些藐视先知和杀死基督的人,而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奇妙的出路。无论如何基督已经主动提出了要接纳他们。由此他以福音性的呼召来结束自己的布道:“现在是你们振作起来的时候了,因为你们能够逃脱那愤怒,并竭力不让它降临在自己身上。现在基督正在呼召……他差遣我来呼召你们。我是以他的名义在呼召你们,来归向他吧。快来寻求他的庇护;你们在他里面就会是安全的;不论怎样,任何人都是受欢迎的。不要因你们的不配或以其他任何理由而拒绝,要赶快逃离。”

  霍利自杀带来的震惊几乎是无以复加的。直到那时,整个城镇似乎都加入到了“出埃及”的行列,在进入上帝恩典的安全港湾。但撒旦却利用一个人的优郁和软弱,使觉醒的逻辑开始自相矛盾起来,那对许多人似乎是一种救赎途径的浇灌,对霍利却变成了绝望与自我毁灭的因由。

  应当怎样解释这种“可怕护理”呢?当这样一种反常畸变发生时,那全权与良善的上帝在哪里呢?爱德华兹要求禁食一天,以便为他那感到震惊与困惑的教区居民,弄清上帝通过这一事件要教导他们什么功课。他的解释反映了改革宗维护上帝之道(God s ways)的部分内容,这部分有时被人忽略或遗忘了。

  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严肃对待撒旦的实在性。对于爱德华兹来说,撒旦对于解释人类历史是必需的,正如“黑暗王子”在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中是必需的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那巨大的堕落天使都不仅仅是一种隐喻或者文学性比喻。撒旦是一个历史人物,是影响人类之剧的主要演员和动因。上帝在其不可测度的救赎旨意里,允许魔鬼的反叛继续上演,而每个人的生命都会受到它的触及。

  在这次禁食日的讲道里,爱德华兹告诫那感到困惑的会众,他们需要认识到撒旦是一个真实人格,这个人格要远比他们强大,并决心要毁灭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必须牢记,除非有上帝那约束性的恩典,否则他们将和最大的罪人一样软弱。他们就像在危险荒野里迷路而无助的小孩子一样,很容易被“狡猾之人”引向毁灭,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要强于那已经犯了某种可怕罪行的人,而没有认识到他们其实是同样脆弱的人。唯有上帝那“约束性的恩典”,他解释道,才能使人免于遵从他们心里那些最邪恶的倾向。“如若我们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犯通奸、、、谋杀或者渎神之罪,或我们没有毁掉我们自己的生命,那肯定是因为上帝,而根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如若没有上帝那约束性的恩典,撒旦将会毫无拦阻地统治大地,并轻而易举地吞吃每一个人。那“最聪明与最伟大的人,也只不过像风中的一片树叶一样……他们就像一个可怜的、在出生之日就被遗弃在旷野里的婴儿”。同往常一样,这可怕的教训就是,人丝毫不能相信他们自己。

  上帝在对恶的可怕允许中有他的救赎旨意;爱德华兹对这一点的解,包含了“魔鬼的末日已经指日可待”的应许。撒旦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残忍的、种族灭绝式的统治,将很快被终结。如果上帝现在摧毁了魔鬼的力量,那么上帝也必定会惩罚所有处在撒旦主宰之下的人。新教改革中福音的传播以及近来的觉醒就是时代终结的前兆;到那时,福音之光将照耀世界的每一角落,而大多数人也将奇妙地摆脱撒旦的统治。然而,即使到那时,在人类历史最后一千年的“千禧年”之末,正如爱德华兹所理解的,“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启20:7)出来一段时间。所以同样地,伴随预示基督终极胜利的福音的每一步推进,教会必须准备好面对撒旦做出有力的反击。当他在姨父霍利自杀的那个夏天指出“撒旦似乎更加猖獗,并以可怕方式在肆虐”之时,他所指的就是处于他对历史和每个人生命的理解之核心的这种痛苦斗争。

  撒旦在1735年夏季的肆虐,采取了利用暗示反对灵性奋兴的力量的可怕形式。如同觉醒席卷这个地区一样,如今有“许多人”面临着割断自己喉咙的可怕试探。他记录道,“有许多看来并未处在忧郁症下的人,还有一些敬虔的人,他们既没有什么特别阴暗面,也没有对其良好状态产生怀疑,更没有在任何属灵或属世事物上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或忧虑,但却受到了某种驱使,仿佛有人在对他们说,‘割断你自己的喉咙,现在就是好机会:现在,现在!’”

  爱德华兹并没有报告这“许多人”究竟有多少试图自杀或实施了自杀。他的表兄弟斯蒂芬·威廉姆斯于那年在马萨诸塞的朗梅多(Longmeadow)亦带领了一场觉醒运动;斯蒂芬·威廉姆斯在日记里记录了在7月13日星期日发生的“最可怕护理”——他的一个教区居民自杀了。

  在北安普敦与汉普夏县其他地方的自杀狂潮有效终止了归信,虽然一些觉醒运动在康涅狄格一直持续到了下一年。在觉醒运动的前中心,在随后几个月里宗教还仍然是谈话的首要议题,但很快地,人们的注意力就被其他事务吸引了。[41] 到夏季结束之际,爱德华兹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于是他踏上了前往纽约和新泽西的一次很长的旅行。当他从北安普敦向南部旅行时,他必定多多思考了近期所发生事件的意义。他曾声称,觉醒可能是自宗教改革以来上帝最重要的作为,而且也是美洲所曾发生过的最伟大的作为。如今他看到一些可能会使他暂时中止下来的挫折。不过,他向自己和他人保证,撒旦的肆虐反击正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41] Faith ful Narrative,Works,4:205-207. Stephen Williams quoted in Goen,“Introduction,”Works, 4:47n. Gods Continuing Presence,sermon,Ezekiel 39:28-29(July1735),Works,19:392-417,论述了觉醒的明确目的,论及了自杀的狂热,详述了上帝之抛弃他们、可能的原因、故态复萌等问题。在就《诗篇》66:3(1735年8月)所做的一次“讲座”布道里——显然是在一个公共场合上发表的,爱德华兹指出,“假如不是害怕未来的惩罚,人的良心就不会有任何约束,因而也就不会对任何自然人有任何依靠,而那将会是一种自刎或[字迹无法识辨]。”鉴于那个夏天出现的通过自刎来自杀的冲动,选择这样的用词是耐人寻味的。

  爱德华兹是非凡的。根据多种评判,他都是最为敏锐的美国早期哲学家和最为杰出的美国神学家。在他的众多著作中,至少有三部——《宗教情感》( Religious Affections)、《意志的自由》( Freedom of the Will)与《真美德的本质》( The Nature of True Virtue)——在更为广阔的基督教著作史上成为了名著。他思想的吸引力是长盛不衰的。每一年都会涌现出有关他的数部新著和数十篇文章、评论与研究论文。然而他亦曾卓有成效地为大众读者写作。他著名的大卫·布雷纳德( David brainerd)传记,在19世纪的美国曾是一部宗教畅销书,鼓舞过数不胜数的基督徒去追求无私奉献的生活和传教事奉。他的著述,包括一些更为重要的著作,将继续激励着许多平信徒读者。

  他的文字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而他的生活则更是如此。作为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宗教与社会运动中心的活跃分子,他督导着当地一场奇妙的复兴( revival);这场复兴成为了美国一种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实践的原型。他曾充满活力地推动和试图界定那不久后接踵而至的声势浩大的殖民地及国际“觉醒”( awakening)运动。他是一位极受欢迎的布道家,他的“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成了美国最著名的一篇布道。作为牧师,他曾用多年时间牧养教区信徒,带领他们经历大觉醒及其衰退期,他也曾力图界定教会在一个城镇和地区里的作用,当时的城镇和地区正处在从清教传承向革命宿命过渡的时期。他对政治与军事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当它们对国际新教事业产生影响的时候。在诸事纷纭之中,他将许多时间用于灵修操练( disciplined devotion),有时还被推崇为一位默想者( a contemplative)。有7年的时间,爱德华兹作为一位传教士,面向一个充满危险的边疆村庄里的2印第安人宣教。当他于54岁那年逝世之际,他是位于普林斯顿的新泽西学院的院长。纵贯其一生,他的经历受到了他与直系及旁系大家族之关系的影响。他的妻子莎拉,亦成了一位传奇性人物。他们抚养了十一个孩子并培育了那构成“一个美国王朝”( an American dynasty)的家族。

  “理解当代福音派的一种途径,就是思考它如何既道循又偏离了由其最杰出创立者之一所莫定的道路。感谢马斯登这部权威的新传记…这条道路如今变得更加清晰了。”

  “马斯登比先前任何人都更好地进入了爱德华兹的世界……马斯登讲述了一个奇妙的故事,并用来自爱德华兹世界里鲜为人知的珍贵宝藏充实了他的叙述。”

  童年时从自然之美中观看上帝的作为,青少年时经历信仰的挣扎,壮年时主导新英格兰的复兴运动,晚年时在印第安人中间宣教,爱德华兹丰富的一生在马斯登的笔下栩栩如生。这部传记叙事生动,读来像一本小说:论述精辟,宛若一部思想史的著作。透过这部传记,我们不仅能了解复兴神学家爱德华兹奇妙的一生和深邃的思想,而且能窥见大觉醒时代新英格兰的信仰图景,本书不愧为迄今为止最权威的爱德华兹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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